今年3月，英伟达CEO黄仁勋一句“AI的iPhone时刻”，给人工智能概念添了最烈的一把火，直接把英伟达市值“烧”上了万亿美元。

两个月后，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宣布，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批准，将启动首次人体临床研究，引起圈内“剧震”。人们纷纷猜测，同属科技前沿热点，脑机接口的“iPhone时刻”是不是也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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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全国首届脑机接口大会暨脑机接口产业联盟第一次全会召开。以一个相当保守的猜测，清华大学医学院长聘教授高小榕预估，全球脑机接口产业的估值可能会达到50亿美元左右，且年复合增长率一定会维持在10%以上。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当ChatGPT让人们意识到超级智能的形成时，脑机接口就会成为牵制这种超级智能最重要的缰绳。

50亿估值撬动百亿市场

头顶马斯克的光环，Neuralink一举一动都会引发全球关注，一定程度上，Neuralink可以称为脑机接口领域的“全球代言人”。

脑机接口即在人或动物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创建的直接连接接口，用以实现脑与设备的信息交换。这种“直接”体现在交互的信号来自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但传播过程中却并不依赖外周的神经与肌肉系统。

根据是否需要侵入大脑这一标准，脑机接口技术可以非侵入式、侵入式以及半侵入式三类。Neuralink就属于侵入式这一领域。

上个月，马斯克宣布，Neuralink将在今年进行首次脑机接口人体试验。对于获得FDA的批准，Neuralink曾评价称，这对脑机接口领域和Neuralink来说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但对市场而言，更重要的里程碑可能是Neuralink估值的成型。上个月初，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Neuralink目前估值大约为50亿美元。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高小榕把Neuralink的进展划进了今年脑机接口的“热点簿”，这50亿美元的估值就是一个关键信息。

“脑机接口虽然是一项核心技术，但它本身还没有产业，无法给出准确的估值。而Neuralink 50亿美元的估值给出了一个参照，让国内脑机接口领域企业的估值不再按照投资额计算。乐观估计，Neuralink之后，国内企业的估值都会翻一番。”高小榕总结道。

据介绍，国内脑机接口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包括始终专注于脑机接口领域研究的企业，以博瑞康为代表；脑机接口相关领域技术转型而来的企业，以应和脑科学为代表；从生命科学领域出发的企业，以柔灵科技为代表。

而从市场角度，脑机接口也可能前途无量。高小榕提到，严肃医疗中的神经类药物是与脑机接口应用最相似的领域，前者有明确的市场规模，即1000亿美元。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应用在癫痫治疗及帕金森病DBS手术等场景，因此对应的市场规模大概会是药物的1/10左右，即100亿美元。

“业内此前40亿-50亿美元的估值，就是在1/10的基础上再打了一个对折，相当保守了。这又是一个新的领域，年复合增长率肯定要在10%以上，市场非常大。”高小榕总结称。

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脑机接口相关市场规模在2030-2040年期间可达700亿-2000亿美元。中国信通院发布的《脑机接口总体愿景与关键技术研究报告》也曾预测，我国神经重塑、神经替代、神经调控脑机接口技术将拥有数十万亿规模的市场空间。

王辰（化名）是一家脑机接口头部企业的工作人员。他对北京商报记者提到，人们通常会觉得，脑机接口技术可能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出现一个大爆发或者大拐点，但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种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点的呈现。

“所以对脑机接口技术来说，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处于它的“iPhone时刻”了，只是这不是一个时刻，而是一个时间段。可能5-10年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脑机接口爆发的时刻。”王辰称。

支撑他作出这种判断的，是每年大量脑机接口方面的专利，逐渐趋热的投资，以及曝光度很高的明星企业，时常将人们的目光吸引过去。

消费级脑机接口的“三年之约”

医疗康复通常被认为是脑机接口最直接的作用领域，但跳出医疗，脑机接口也可能孕育着更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消费级产品。

在会上，天津大学神经工程团队教授许敏鹏举了一个从手机到脑机的例子——提及消费类电子产品，人们第一反应大多都是手机，即大脑通过手来操控的机器。如果绕过手，在大脑和机器之间建立一条直接通道用来控制产品，就可以称之为脑机。

“手机是把屏幕放在手上，到了下一代人机交互，手是否可以被解放出来？那么人类终极的屏幕会在哪？我们认为可能会在眼镜上。”许敏鹏提到，当整个交互界面呈现在眼前，最好的控制方式就是意念，而意念控制就离不开脑机接口，将脑机接口形容为元宇宙的终极形式，也是这个逻辑。

高小榕提到了一个中国科技企业可能出现的误判。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将高科技产品往客厅装，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成熟之后，高科技产品都往手机和电脑里装。现在企业更倾向于把高科技产品往汽车里装，也就是智能驾驶，但问题在于，人究竟能在车里待多久？他也认为，未来一个可能的选择就是往眼镜里装。

这为我们窥见脑机接口特别是消费级脑机接口的广阔市场前景提供了一个依据。在会上，盈趣科技董事长、厦门市北洋脑机接口与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副理事长林松华也提到，脑机接口作为最为真实的数据接口，能够在迫切需要真实数据的场景产生价值，这是轻量级、可拓展、易部署的消费级脑机接口产品接入B、C端市场的良好机会。

相比侵入式可能带来的损伤，非侵入式可能是消费级脑机接口发展更合适的路径。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盈趣科技总裁助理、北洋脑机健康研究院执行院长陈建成也提到，距离消费级脑机接口市场的爆发只需要三年左右。

在他看来，未来产业发展，无论是信息技术的迭代还是元宇宙的终极入口，脑机接口都是物联网里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技术。据了解，盈趣科技与全球排名第八的加拿大神经技术的Interaxon合作超过十年，盈趣科技为Interaxon提供研发及生产的头戴式脑电波监测产品，用于睡眠监测与辅助。

睡眠监测及健康管理是消费级脑机接口产品主要应用场景。去年，BrainCo强脑科技也曾推出首款脑机接口消费级产品——深海豚（Easleep）脑机智能安睡仪。而在2018年，脑陆科技就曾推出第一代用于助眠的产品柔软脑机头戴和App，以此进入大健康市场。

但在三年后爆发的理想状况下，陈建成还有一个更为现实也更为残酷的预测，在这三年间，很多企业可能都会面临创业失败的局面，最终倒在了行业爆发的前夕。

陈建成认为，企业前期为了验证某条技术路线，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一旦验证成功，可能会遭遇其他企业的跟风，用更低的成本实现这种迭代。最重要的是，消费级脑机接口目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消费者的认知。让消费者了解并接受这种产品，也需要投入大量推广费用，“可以说很多企业前期的研发投入中，消费者‘教育’投入占了很大比重”。

此外，消费级脑机接口还面临着产业成本较高以及缺少应用的问题。“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将成本降下来，再出现一个杀手级的应用，让消费者愿意为这一整套服务去买单，而不是为一个简单的测量数据买单”。陈建成称。

王辰也提到，严格意义上说，脑机接口技术可以分为科研级、医疗级和消费级三个层面。科研级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医疗级和消费级，医疗级技术门槛较高，难度更大，其产品性能也更好。相比较而言，消费级产品门槛没有那么高，也没有太多的约束，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市场上是否有消费者愿意买单。

从技术角度，许敏鹏认为，目前消费级的脑机接口产品还面临两大主要问题，即不自然的脑机交互方式和不友好的脑机硬件形态。对前者来说，可能需要跳出传统的脑机接口范式，去寻找更加自然、高效的结合方式。后者就是需要全集成化微型脑电采集装置，实现对脑电信号的隐形采集，以及低噪声低阻抗脑电非湿电极，使使用更便捷。

绕不开的伦理问题

商业化是高科技产品落地绕不过去的问题，脑机接口也是一样。但不同的是，比起常规的技术、市场等问题，脑机接口还面临一个关键的障碍——伦理问题。换句话说，其他的技术可能更关心怎么造出来、怎么产出来，但脑机接口更关心的是防火墙在哪。

上个月底的2023中关村论坛“脑机接口创新发展”平行论坛发布了《脑机接口伦理原则和治理建议书》，有报道称，这是中国第一部面向脑机接口领域的伦理原则和治理建议书。

上述建议书认为，脑机接口的潜在伦理风险包括神经干预的安全风险、非自主决策风险、脑隐私泄露风险、责任归属问题、身份认同问题、人类增强问题、分配公正问题等。脑机接口发展应遵循如下伦理原则，即不伤害原则、尊重自主原则、隐私保护原则、透明公开原则、公平公正原则。

对于消费级脑机接口，可能更需要伦理先行。“医学应用时，伦理限制会相对弱一些，但消费级应用伦理限制就很重要了，一旦大脑可以被解读，整个社会的法律基础边界都要发生挪动。”高小榕称。

高小榕还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脑机接口不止有大脑信号的输出过程，还有一个信号向脑输入即“回脑”的过程，“这就像是一张纸，用铅笔写完能擦，写起来就可以放松些。但脑机接口没有橡皮擦，这也决定了‘写入’的动作要非常慎重”。

不过陈建成也提到，侵入式的医疗脑机接口产品使用的更多是电信号的刺激，相较而言，非侵入式的影响几乎不存在。比如其与Interaxon合作研发生产的产品Muse脑电波仪，就是靠可穿戴无创感知，获取大脑皮层微弱信号。

“毕竟我们每天都处于各种波里，比如声波、无线电波等，和红外体温计没什么区别，对人体健康无害。通过采集脑电数据之后还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好睡眠，或者集中注意力，甚至减缓压力，值得国家政策大力扶持。”陈建成称。

今年2月，脑机接口产业联盟成立，规范伦理建设便是其中的要点之一。高小榕称，伦理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规范早了可能会限制其发展，规范晚了可能会面临问题的出现，进而更加阻碍发展，把握好这个度，科学地进行伦理建设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当下的发展情况，为我们观察伦理治理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口。今年3月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尽快实施该组织通过的首份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全球性协议《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声明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科技创新引发的伦理问题表示关切，尤其是歧视、刻板印象，包括性别不平等问题，此外还有打击虚假信息、隐私权、个人数据保护等。

伦理问题只是人工智能“失控”的表现形式之一，近期围绕着“AI是否在污染中文互联网”，讨论声越来越多，至于AI最终是否会取代甚至控制人类，也是圈内始终未曾停歇的担忧。

高小榕认为，不少人对超级智能时代的到来达成了共识，但面临强大的人工智能时，我们不能放任其发展，必须要为它装一个“缰绳”，实现对强大的人工智能的控制，而这个“缰绳”很可能就需要依靠脑机接口技术实现，“没有脑机接口的超级智能是很恐怖的”。

在演讲的最后一页PPT上，高小榕放上了两位学者的话。一句出自“AI教父”杰弗里·辛顿，他说数字智能优于生物智能的进程无法避免，超级智能很快就会到来。一句出自“中国脑机接口技术先驱”高上凯，她提到，脑机接口智能让我们更好地与人工智能相处，构建以人为核心的超级智能。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